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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全球2/3人口、60%土地、85%GDP，近30个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聚首西子湖畔48小时，探讨全球经济未来方向。9月5日晚间，G20这场全球最重要的年度盛会落幕。
G 7集团升级为G 20集团已经8年。8年前的金融危机促成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个原先的“世界富豪国家俱乐部”，一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8年后，金融危机远去，难民带来的族群冲突凸显，英国脱欧，美国单边主义思潮兴起，整个世界似乎离团结与一体化越走越远。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化理念却正在褪色，G 20内部似乎也不再有8年前抱团取暖的紧迫。作为2016年G 20主席国，中国要在这个节点接住治疗世界经济疲软的接力棒，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维护增长
决心采用一切政策手段
9月5日晚间，成果报告作为这场盛会的总结在闭幕式后公布于众。外媒认为“各方决心单独或综合采用包括货币、财政与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一切政策手段维护强劲、持续、平衡与包容性的增长”一句虽看似不起眼，却是本届峰会公告中最重要的句子之一。
“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这将是G 20杭州峰会公报的重要亮点！”在两日前的发布会上说出这句话时，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语调忽然扬得很高。
接着，他做了这个简短发布会中最长的一个回答来解释“结构性改革”一句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手段已经穷尽，以美国为例，它的赤字率高达10%。在没有财政手段的情况下，只能够使用货币政策，但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完全失效。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大量印钞票刺激经济，这一政策在金融危机最高峰的时候发挥了作用，把西方国家从崩溃中挽救回来。但这种政策无法持续，目前已经出现了货币政策效应递减。
果然，公报显示，朱光耀在发布会上提到的重要成果得到G 20领导人峰会的通过，正式成为二十国集团的集体意志。
“仪表盘”
定量推动结构性改革
“很多人以为G 20就是那两天的领导人峰会，但其实为了这两天，各国的相关部门已经忙了整整一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解释道。
与A P E C等国际性组织设有秘书处负责日常的协调工作不同，G 20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论坛式”组织，主要靠协调人会议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作为两个“轮子”进行核心工作。其中，前者在工作层面为领导人和峰会服务。中国首任G 20峰会协调人、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在接受南都采访时介绍，峰会议题的确定、领导人宣言的起草，以及一些难题、重点问题的协商都由协调人会议这个“轮子”实现。
而另一个“轮子”———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则专业性较强，主要探讨具体的经济和金融议题。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全程参与了今年历次G 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他在此次峰会前的一次智库会议上曾表示，为了能让G 20这一较为松散的机构达成切实有效、有推动力的结果，中方在峰会前的准备工作上颇费了一番力气。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周强武透露，实际上“结构性改革”在之前的G 20会议上就已经被提出讨论，但“过去更多是定性分析，缺少定量推动。”
据介绍，为了促成“定量推动”，在中国力推下，G 20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48项指导原则和12项指标体系，形成了一套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
具体而言，G 20各方结构性改革进展将做成一个“仪表盘”，周强武向记者介绍，12项指标体系中包含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以及公共投资占比等构成了相对核心的指标。经过各方充分讨论后，除这四大指标外，最终确立了涉及投资贸易、创业、研发投入等方面的12个指标。未来，各个国家可以从12个里面自选7项指标形成一个“仪表盘”的衡量体系，从而对于各国结构性改革进展有更直观可见的评判标准。
他亦指出，将结构性改革纳入稳定世界经济的工具之一是本届G 20峰会最大亮点，“仪盘表”则是中国将这一点进行定量推动的创新贡献。
可持续发展
历史性推动制定行动计划
然而，作为一个国际性论坛，在本届G 20峰会上形成的共识只是一个愿望或承诺，最终能否落实，取决于相关承诺是否能通过各个国家的立法程序最终成为具体的国家政策。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教授李成与ZacharyBalin联合撰写的文章中称，世界早已对中国做规划的能力有所了解，杭州峰会加强了这种认识。但在全球治理中，组织规划力只是一个开始，鉴于各国领导人因其各自国内复杂的情况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作为本届东道主最艰难的是如何使峰会达成切实的成果。
为以身作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要为联合国提出已久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一提议大加赞赏，他表示，推动可持续发展“说易行难”，中国推动峰会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制订行动计划，这是历史性的贡献。
陈东晓告诉南都记者，这是G 20峰会首次就这一议程提出制定行动计划，“我们倡议制定的计划有原则有目标，还有问责机制，路径清晰，有时间表和指标”。
据透露，目前国内正在起草详细的中国方面行动计划，相关部委都已参与其中。
“三驾马车”
让“救火队”变“常备军”
为应对经济危机而生的G 20身上多少带着“应急”的气质。习近平主席在G 20峰会开幕的讲话伊始便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对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意味着G 20峰会要从“救火队”变成“常备军”，要从过去为了拯救世界经济危机向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繁荣发展的常态性制度建设转变。
经历过G 20早期历次会议的何亚非回忆，中国很早就开始提倡将“发展问题”纳入峰会议程，而发达国家却觉得要先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长期发展问题可以放一放。由于G 20的原则是协商一致，有国家反对就不通过，“因此需要反复地做工作”，何亚非说。
机会终于到来。2015年中国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参与G 20的领导工作，2016年作为主席国，对议程设置拥有了较大发言权。所谓“三驾马车”，是指当年度及前、后年度主席国能够共同参与当届议题设置与政策协调，以保证G 20成果的延续性。
实际上，本届G 20峰会上的一些细节已经透露出中国对于“中国议程”能够在明年甚至此后G 20继续延续下去的愿望。为了突出对于“三驾马车”与延续机制的重视，中国首次在G 20峰会领导人合影时，安排“三驾马车”领导人一起站在第一排正中。
按照此前G 20的惯例，通常只有下届主席国会站在东道主右侧，但此次合影，上届主席国领导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现在习近平主席的左侧，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分析，中国把“三驾马车”领导人安排在最中间位置，正是为了确保G 20峰会从原来的为了着眼短期政策和应对危机机制，向长远政策和长效机制的转变。
令中国欣喜的是，前来参加杭州峰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主席国非常关注行动计划的制定，这些计划落实得如何，也将是在德国作为下届G 20主席国期间要去检验的。
默克尔还特别提到，德国已经确定，数字化是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明年在德国，我们将第一次举办信息化部长级会晤”，默克尔表示。
创新增长
国内成功经验值得G20借鉴
除了强调“发展”这一G 20长远内涵外，中国对本届峰会的另一项贡献是推动G 20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
“实际上‘创新增长’这个词在G 20刚提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陈东晓告诉南都记者，“201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 20峰会上，中国提出创新增长时，很多国家认为，先不要加新的东西了，主要增加投资以推动全球G D P的发展更重要。”最终，当年的公报显示，二十国领导人设定的目标是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越发认识到，创新增长方式在经济的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虚拟现实、人工智能、3D打印等创新技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鹏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全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表现较好的国家，均受益于经济创新发展的推动。
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突出。追溯到约10年以前，在传统金融业领域，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处于学习与被动融入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经济体特别是传统金融与产业受到重创。但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等数字公司基本毫发无损。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受影响亦不大，甚至成为金融危机后拉动全球经济的强大引擎。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长28%，成为经济的一股强劲拉动力。
“国内有许多成功的治理经验值得G 20借鉴，比如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国际模式”，何亚非表示。
周强武则指出，事实上，在推动G 20的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国内正面临供给侧结构改革、财税改革、去产能等领域改革深水区任务，这些改革可以与G 20结构性改革一起，形成合力，全力推进中国自身各项改革。
在金融危机时，稳定的经济表现曾让中国成为G 20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如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改革深水区中的中国，作为东道主能否在这一时刻接过引领世界经济的接力棒？
“未来，中国将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何亚非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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